代课教师变迁路：十几年工作换来一纸感谢

杜玉珍拿出1份证书。她说，教了10多年书，学校里任何评奖都与他们无关，现在被清退了，终究拿到了1本红皮证书。“这是我被解雇时，哭着让校长写的。”打开证书，上面写着“感谢您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和贡献”。

田士明（左）拿出多年来留下的证书，其中让他最自豪的是，1991年取得了“昌平县先进教育工作者”的称号。

遇到不高兴的事儿，田士明就把2胡拿出来拉上1曲。

从家到学校，10分钟路程。

在这条路上，田士明走从国内而言过了15年。

教书15年，他却没有教师身份。

教师、民办教师、代课教师、临时期课教师、临时工，每次身份的转变，田士明都伤心不已，但最伤心的是，花甲之年，他竟需要重新寻觅自己。

8年前，田士明在教师岗位被清退。

在北京，有这样1群“教师”，他们同田士明1样，寻求认同，寻觅被夺去的身份。

1月11日傍晚，昌平城区向北210千米的盘山路上，1辆灰色的老式捷达车飞快地开着。

上坡、下坡、急转弯道……30多分钟的行程里，没有遇到1辆同行的车。

田士明就住在山路那1头。

开车的人叫关江。比田士明整整小了10岁。他在山里诞生、山里长大，又在山里的中学教书，随意指着1处山头，他都能讲出从而动人的传说。

一样是在2001年，他被工作了10多年的学校解雇。

田士明的家不好找，连关江都走错了胡同。由于在1圈砖瓦房的中间，田住在1间低矮而不调和的石头土屋里。

水壶在煤炉上呼呼直响，田士明坐在炉子边取暖，看到我们进屋，他起身迎接。“这房子是1967年盖的，旧了点儿，真是挺寒伧的。”田士明说话慢条斯理。

教师

缺少教师年代被拉去教学

在最缺教师的年代上岗，1批在当地学历较高的人成了当时的民办教师。

1986年4月，黑山寨乡教育中心的教导主任找到田士明，希望他回到学校教书，那个时候，没人愿意当老师，学生多，教师却缺得利害。

田士明教课在乡里早已着名。1975年他初中毕业后就曾在村里教太小学。由于当时村庄里上过初中的人少，而且，文化大革命也造成教师缺少。民办教师就出现在那个时期。

重新回到学校教书，田士明感到了做教师的光荣。1个学年下来，黑山寨乡教育中心的7个学校排名中，田老师班里的成绩总是第1。

在与田士明家相隔30多千米的上店村里，“教师”杜玉珍与田士明的命运如出1辙。

由于上学时成绩优秀，在最缺教师的时候被拉去教书，也是在2001年“被清退”。

在初中教了18年地理课，杜玉珍教学带班都有1手。学校里甚么嘎（淘气）学生她都教过。前两天还见到1个特别嘎的学生的妈，握着她的手说：“要不是杜老师，我们孩子现在还不知道怎样样呢。”

说起学生和教学时候的故事，杜玉珍就好像把所有不愉快都抛在了1边儿，笑得非常幸福。

民办教师

报考师范希望民办转公办

他们每一个人都有1个转正的希望，考师范、自学，这些仿佛能让希望更近。

田士明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听到过民办教师要被解雇的消息。

他打算考取昌平师范，考上了，就可以转正。

田士明比录取线高了40多分，但是师范学校的教导主任觉得他腿部有小儿麻痹，在体检上把他刷了下来。

又过了1年，田士明找到校长希望再考的时候，却发现报名资历上要求年龄小于30岁，那年，他恰好不到31。

“这都是命。”田士明说。

每位民办教师都有1个转正的希望。

1992年，原财政部、人事部、国家教育委员会等联合发出《进1步改良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要求“通过师范学校定向招生和‘民转公’，逐渐将1部份优秀民办教师选招为公办教霍尼韦尔巴吞鲁日工厂始建于1945年师”。

那1年，杜玉珍仿佛看到了希望，学校里只有她1人作为优秀的民办教师去参加统1组织的心理学和教学专业课考试，她1边教课1边看书，虽然成绩都在70多分，但是距离90分的通过线，还有差距。

杜玉珍没有多想，回来继续教课，她相信，教了这么多年书，将来1定能转正。

1995年，杜玉珍第1次感到惧怕。转正迟迟没有消息，报纸上却写着没有大专文凭就不让教初中的消息。

杜玉珍硬着头皮去找校长，求他说，您让我去进修吧。杜玉珍说，那个时候，代课教师是不给进修的机会的。

代课教师

转正希望渺茫屡次反应情况

工资少得可怜，他们觉得丢人，每到发工资的时候就刻意避开正式教师，财务催了才去领。

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在教师节前发出文件，要求在2000年，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。杜玉珍这次是真的看到了希望。不过后来，杜玉珍和田士明都发现不对劲儿，有的报纸登出了报导，说北京已不存在民办教师了。

“那我们是甚么？”田士明其实早已感觉到被清退的压力。

田士明说，10多年里，每次开会，校长都会成心无意地挤对这些老师，称呼上也产生了变化。最早，田士明还被称为教师，后来成了民办教师，而到了1996年以后，他们又开始被称为代课教师、临时期课教师。

田士明觉得，这类称呼的变化，带来的是如有需求这批教师转正希望上的渺茫。

校长是希望这些老师受不了挤对，自谋生路去。杜玉珍说，果然，有很多老师受不了，选择了离开。

受不了的不单单是称呼。从1992年工资制度改革，正式教师工资1路上涨，从每个月几百块钱变成了1千多，又逐步涨到3千多，田士明的工资也产生了变化，可是从1百多逐步涨，最高时候，1个月3百块。

每次发工资，民办教师们都不愿意去，总是大家都领完了，财务催了，他们才去领。“真就觉得丢人。”杜玉珍说。

田士明不会闹，只会拿起笔杆子写信。

他给北京市教委写信，给市政府写信，给原国家教委写信，还给国务院写信，他也不知道这些信领导有无收到，但是，最少很多信都转给了昌平教育局。

田士明说，有1天，局长顶不住了，找了1辆车把写信的老师1起接到了教育局，批评了1顿。

临时工

10几年教书工作换来1纸感谢

被清退的时候，她哭了，流着眼泪求着校长为她写了1张奖状，这也是她唯1的奖状。

2001年的那个暑假，杜玉珍会记1辈子。

她没想到，这4个班，居然是她送走的最后1批学生。

校长把杜玉珍叫到办公室说，杜老师，你被清退了。心直口快的杜玉珍，眼泪刷刷的就掉了下来，“你为何清退我啊，我干了这么多年……”面对质问，校长无言。

杜玉珍哭着回到家，校长的妻子不放心，怕她自杀，专门跟到家里安慰。

被解雇时，杜玉珍46岁，教育部门补给了教师1次性的补助。依照月工资标准412元计算，工作满1年以上的每一年核发1月工资412元，超过12年的依照12年补偿。

根据当时制定的“清退办法”，1980年之前参加工作的代课教师经过考核，如果合格可以转为公办。但杜玉珍是在1976年入校执教，以后又离校，在1983年再次入校，所以教龄应从1983年算起，不属于转公范围，“机会已错过，没法弥补”。

北京市教委有关人士曾介绍，北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着手解决代课教师问题，当时在公办学校中的大量代课教师都接受了相干考核，对符合条件的教师，在经过相干培训后已转为正式编制。

现在，杜玉珍和田士明，希望可以找回自己“民办教师”的身份，再依照国家相干政策进行补偿，并为他们补缴养老保险。

不停的奔走起到1些效果。昌平区教委斟酌到被清退教师的生活困难问题，于2008年发出了《关于原乡村中小学临时期课教师发放老年生活困难补助费的通知》，男年满60周岁，女年满50周岁的这部份人，依照“工作年限乘以15元”的标准按月发放。依照规定，杜玉珍每个月可以领到200多元的补助，但她没有去领，她不知道为何他们算是临时期课教师。

她知道，依照国家的规定，临时期课教师是要被清退的，如果认同这1称呼，民办教师的身份和法律规定的补偿，他们就更不可能找回来了。

杜玉珍拿出1份证书。她说，教了10多年书，学校里任何评奖都与他们无关，现在被清退了，终究拿到了1本红皮证书。“这是我被解雇时，哭着让校长写的。”

打开证书，上面写着“感谢您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和贡献”。